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起步只比美国晚几年 为何如今

发布时间:2018-10-17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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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侧改革是钢铁行业2016年最重要的投资主题之一,重点关注高弹性、低估值和转型预期三类标的

  图表 50:2013-2017年华东地区钢铁行业工业总产值及工业销售产值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新材料是新经济的基石,我国在军工、高铁、核电、航天航空等尖端制造领域的快速发展均离不开基础材料领域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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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12日,北京,游人在黄栌树下游览拍照。【详细】

  我国钢铁产能一直处于“北重南轻”的格局僵化,以首都经济圈为代表的华北、东北地区(以辽宁为主)在早期凭借铁矿石储量高、煤炭丰富的资源优势,建立了全国最主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后期虽然国内铁矿石开采成本上升和品位下降,华北、东北地区的钢企仍通过港口和铁路进口大量铁矿石,保持产业集群的优势,2017年,华北和东北粗钢产量合计占全国产量比例为42%。而华东区域凭借区域发展的巨大需求和港口码头优势,后来居上,成为国内第二大钢铁产业集群,2017年,华东产量占全国产量比例为30%。华中因靠近华东,也逐渐发展起钢铁产业。而华南受资源劣势和环境承载能力弱的影响,产能较低;西南、西北的市场空间较小,钢铁产能布局分散。

  我国十分重视精细化工行业的发展,目前精细化工行业已经成为化工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近年来我国精细化工行业已取得较大的发展。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近年来我国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发展迅速。

  一方面,盾安环境加大力度推进精益生产工作,通过大面积的自动化提升,原来一条线人以下。

  图表 14:2013-2017年印度铁矿石产量及出口量(单位:亿吨)

  9月22日讯,2016年(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化工展览会第二天精彩继续,上午SmartChem智慧化工大会开展第二专场,下午“化工行业水处理现状”座谈会在创新展区举办。

  另外一个特殊背景是,目前通信业正处在3G前夜,中国3G牌照迟迟不发,已经影响到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器件制造业的整体效益,而消费电子产业也处在数字电视更新换代的等候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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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中兴被美国禁售事件引起了全产业链乃至全国人民的热议,一时间各种角度点评的文章纷纷扑面而来,而其中绝大多数文章都直指中国在芯片领域的落后才是问题的根源。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才40年,技术上的差距是必然的,追赶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但是,实际上,在40年前,中国已经几乎追赶上了当时美国的步伐,在集成电路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也是我们自己亲手放弃了自己的优势。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已经在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宝座上,稳坐了50年。而中国,是个连汽油铁皮桶都无法生产的落后农业国。全国五亿多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农村文盲率超过95%。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差距下,中国亿万人民由主席领导,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工业追赶进程,创造了上世纪世界半导体工业历史上的奇迹。

  新中国成立时,全中国只有6个比较像样的有线电和无线台,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几乎为零。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解决军队电子通信问题,国家成立电信工业管理局。随后在全国第一次电信工业会议上,筹建电子管、无线电元件和交换机生产厂的动议被正式提出来,并很快得到批准。

  1951年10月底,中苏第二届商务谈判正在莫斯科举行。中方代表团成员、通信部器材处副处长郭平欣向当时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苏联莫斯科方面探寻援建电子管、无线电元件和交换机生产厂可行性。

  结果,援建电子管厂和交换机厂的动议得以顺利通过,电子元件厂却被苏方拒绝,理由说来倒也简单:“援助电子管厂是可以的。至于无线电元件,连我们的工厂都是东 德(民主 德国)帮着建起来的,你们去请东德帮忙吧。”

  1951年底,时任电信工业局科技处的处长的罗沛霖奔赴东 德与时任东德重工业部部长的齐勒会谈引进电子管技术事宜。

  1952年,东 德方面尽最大努力,给罗沛霖提供了种类和规格繁多的产品,如果将它们列成清单,数量绝对过万。千挑万选之后,罗沛霖最终确定了引进18家单位的80多项产品,初步核算需要1万4千亿元,后来经过货币改革,按照10000比1的比例折算,需要1亿4千万元。而在当时,10元钱就可以满足一个人一个月的正常开销。

  随后,中方在北京酒仙桥筹建北京电子管厂(即现在的北京京东方),由东德提供技术援助。该厂总投资1亿元,年产1220万只,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除此之外,酒仙桥还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北京电机总厂、华北无线厂)、北京有线厂)、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

  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国务院制定科技发展12年规划,将电子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目标。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计算技术研究所(中科院计算所)。为了培养电子工业人才,教育部集中全国五所大学的科研资源,在北京大学设立半导体专业。

  1957年毕业的第一批学生中,出现了大批人才。如中芯国际董事长王阳元、华晶集团总工程师许居衍、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俞忠钰。

  1958年,上海组建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及上海元件五厂、上海电子管厂、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等企业。使上海和北京,成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南北两大基地。196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半导体研究所,同年组建河北半导体研究所(现为中电集团第13所),进行工业技术攻关。

  1966年,中国电子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北京酒仙桥电子工业区基本成型。电子工业开始与纺织、印染、钢铁等行业结合,实现自动化生产。

  1968年,北京组建国营东光电工厂(878厂),上海组建无线年建成投产,形成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中的“南北两霸”。其中北京878厂主要生产TTU电路、CMOS钟表电路及A/D转换电路。上海无线厂,主要生产TTL、HTL数字集成电路,是中国最早生产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的专业工厂。

  1977年四机部投资300万元,建设6000平方米集成电路洁净车间。到1990年该厂累计生产509种集成电路,产量4120万块,产值3.25亿元。该厂后来合资为上海飞利浦半导体。

  1968年,国防科委在四川永川县,成立固体电路研究所(即永川半导体研究所,解放军1424研究所,现中电集团24所)。这是中国唯一的模拟集成电路研究所。同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首家制成PMOS(P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拉开了中国发展MOS集成电路的序幕。1970年代永川半导体研究所、上无十四厂和北京878厂相继研制成功NMOS电路。之后又研制成CMOS电路。至1990年底,上无十四厂累计产量为3340万块(后来合资成为上海贝岭600171)半导体)。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从欧美大量引进技术。由于集成电路产品利润丰厚,全国有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厂建成投产。包括四机部下属的749厂(甘肃天水永红器材厂)、871厂(甘肃天水天光集成电路厂)、878厂(北京东光电工厂)、4433厂(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和4435厂(湖南长沙韶光电工厂)等。各省市另外投资建设了大批电子企业。

  1973年8月26日,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105机,由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燃料化学工业部,等单位协助研制成功。

  197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由王阳元等人,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它比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那时韩国、台湾根本就没有电子工业科研基础。

  也就是说,如果延续发展路线和势头,中国在电脑和集成电路产业应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与美国齐头并进,甚至赶超美国。

  1973年,借着中美关系缓和及欧美石油危机的机会,中国希望从欧美国家,引进七条3英寸晶圆生产线,是当时世界最先进技术。这要比台湾早2年,比韩国早4年,那时候台湾与韩国还没有电子工业科研基础。1975年美国英特尔才开始建设世界第一座4英寸(100mm)晶圆厂。但是由于欧美技术封锁,中国国内政治变故,最终拖了七年,中国才得以引进三条已经落后的3英寸晶圆生产线,分别投资在北京国营东光电工厂(878厂),航天部陕西骊山771研究所(西安微电子研究所),和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4433厂)。其中北京878厂的3寸晶圆生产线年才建成,已经比台湾晚了3年,比韩国晚2年。

  1975年,就在台湾刚刚向美国购买3英寸晶圆厂时,中国大陆已经完成了DRAM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成立于1956年,现北大微电子研究院),由王阳元领导的课题组,完成硅栅P沟道、铝栅N沟道和硅栅N沟道三种技术方案。在中科院北京109厂(现为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采用硅栅N沟道技术,生产出中国第一块1K DRAM。这一成果尽管比美国、日本晚了四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直至1980年前后,韩国、台湾才在美国技术转移下,获得了DRAM技术突破,瞬间反超中国大陆。韩国直接从16K起步,台湾从64K起步。

  1978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半导体研究所,由王守武领导,研制4K DRAM,次年在中科院109厂投入批量生产(比美国晚六年)。1981年中科院半导体所又研制成功16K DRAM(比韩国晚两年)。1982年,江苏无锡江南无线万美元,从日本东芝引进3英寸晶圆生产线万片),生产电视机集成电路。1985年,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块64K DRAM(比韩国晚一年)。1993年,已经改组的无锡华晶电子公司(原无锡742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块256K DRAM(比韩国晚七年)。

  从上述历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欧美技术封锁,以及1980年后,中国大陆减少电子产业投资的情况下,中国DRAM产业从领先韩国、台湾,然后迅速被韩国、台湾反超。尤其是韩国在美国刻意扶植下,依靠20亿美元左右的巨额疯狂投资,在DRAM产业取得了显著成果。

  197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7月份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花费65亿美元从国外进口技术设备,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其中只有一个陕西咸阳显像管厂是电子项目。政治局讨论时,大人提出可以花100亿美元进口设备,提高中国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量,以赚取更多外汇。8月,国家计委将进口项目提高到150亿美元规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大人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400亿引进外资。

  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光是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要投资300亿元,根本不是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没钱怎么办?开动印钞机!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50亿元人民币的供应量。同时期,开始给工人涨工资、提高粮食收购价,给老革命家们盖别墅、换进口小轿车,提高福利待遇。

  1979年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100多个,财政赤字170.6亿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项,财政赤字127亿元。上述项目全部建成,还需要投资1300亿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亿元钞票。从此,印钞票如同吸毒上瘾一般。1978年中国全社会的流通现金仅有229.59亿元,到1985年已经暴增至839亿元。光是1984年的钞票供应增幅,就高达惊人的39%。连年狂印钞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囤积风潮”。

  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的严重混乱局面,压缩投资金额。1980年开始中央一下子停建缓建了400多个大中型项目,1981年又停缓建了22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了一大批尖端高科技项目,包括军用项目和众多的重大民用工业科技项目。

  截至1982年,中国空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31项。其中主要有:远程轰炸机;对地强击机;空中优势战斗机(歼9样机险遭解、歼10搁浅);大型军用运输机;武装专用直升机(直7/直8);地空远程、中程、近程导弹等等;

  中国海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11项。其中主要有:包括现在才出来的093,094;“092G”大型导弹SLV驱逐舰;早期航母;水轰五及巡逻机、反潜机;大型驱逐舰计划等等;

  二炮下马原定项目多达45项。其中主要有:包括了多弹头形式的“DF6A”、固体发射的“DF7A”、“DF12”、反导计划等等。

  重大民用工业和科技项目方面,中国当时也差点放弃了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1980-1983年。中国自己已经完成长城1代大型机,以及曙光1号巨型机的制造与研发。日本,则借与中国交流会机会获取了大量的技术资料,于第二年自行开发所谓大型计算机系统昭和1。当时,日本精密加工的确比中国好,因此外观漂亮,不像中国的土气,中国专家们一度放弃了长城、曙光。1984年初863计划全面开始之后,由于当时北京政府强制下,该计划才没有被勒令下马。

  但是,中国科学院递交的报告称:长城、曙光,由于技术相对于西方国家,处于落后阶段。因此建议作为民用。多么愚蠢的举动!无偿出卖了自己最先进的科技,而且还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

  1985年XX电脑公司,这是美国唯一一家全华人自主知识产权的硬件体系电脑公司。美国政府为了技术封堵,迫使其XX公司与美国IBM合作。XX公司不得已,向中国求援。而此时,中国采取的一切对外软化外交,为了睦邻友好,断然拒绝XX公司回国,日本此时则果断接受。并提出邀请。但是,XX公司坚决拒绝与日本合作,于1986年宣布破产。自此Intel从此打掉唯一个华人竞争对手,与Apple一起完胜美国计算机个人系统霸主。

  自动放弃工业自动化项目。1985年日本在睦邻友好合作大旗指引下,参观了沈阳某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家再一次在日本进口同行面前显示出自己卓越的自卑,把几乎整个自动化项目都拿出来叫日本人进行所谓审定,但是作为日本此时完整工业自动化还只是一个雏形,而中国是已经成形的工业自动化科技项目。只是尚未大规模推广而已。1986年。日本对外宣布首次制造研发成功整体化工业自动项目。而此时中国才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自动放弃数字焊接系统。1988年就是美国和平典范计划刚刚结束。中国国内所谓美国民主,西化中国思潮不断上升。那个时代,一切国产科技技术都是垃圾的理论到处都是。上海X船舶制造与日本进行睦邻友好,把经过自己多年心血研制的XXX型集约化数字焊接系统无偿的又一次卖给日本。这套系统,是60年代初中国科学家在秘密条件下利用早期俄国电子机床,自己设计的。可以说80年代亚洲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但是,在日本高度审视下。被勒令下马。1989年中日签署进口日本大型焊接系统,大约是3亿左右美金。但是由于当年的政治事件被停止。1992年通过与法国 XX公司交流合作,引进的法国12亿美元电子数控设备。中国人才如梦方醒。其中80%是中国在80年代中期被日本友好的专家给审视掉了。

  这些都是高科技。至于类似诸如用雅马哈摩托车技术换取中国宇航精确导航技术之类的愚蠢的所谓合作,当时的中国时何止这些。要说日本为何至今民用技术,依旧强大于中国,其结果80%的贡献是来自日本的友好邻邦中国。

  此外,当时下马和暂停的项目还包括上海宝钢、十堰二汽、大庆30万吨乙烯等战略工程。盲目贪大求洋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危害,导致汽车、电子、航空等战略产业难以发展。像当时已经接近完成的上海运10大飞机,秒速赛车投注:在研制15年后最终流产。北京电子管厂(现在的京东方),想上马液晶项目,也因为缺乏国家投资而流产。

  1982年,中国组建电子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该部门继承了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电子工厂,下属职工总数达100多万人,主要研制通信、雷达、电视、计算机、无线电、元器件等设备。产业结构完备程度,仅有美国、苏联可以相比。光是电子工业部下辖的专业电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

  然而随着中央政府全面停止对电子工业投资,各电子企业要自己去市场找资源。于是中国电子工业的技术升级全面停止,与美国、日本的技术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电子投资的韩国、台湾彻底甩开。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后面。

  1984年,为扭转财政亏空局面,盲目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往国有企业从政府财政获得拨款,作为工厂流动资金或技术改造经费。企业盈利后将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拨改贷将政府财政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还要支付高额利息。而另一头,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这样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导致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亏损困境。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中国电子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企业只顾引进外国设备,以尽快投产盈利,缺少科研资金对外国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时期,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2.32%,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当(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仅有2.2%)。到1980年代,正是电子产业兴起的关键时期,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台湾纷纷加大对电子产业的科研投入。而中国却在大规模压缩科研经费投入。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的困境,使中国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科研经费占GDP比值骤然降到0.6%以下。中国电子工业彻底垮了。

  比如像中国当时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上海元件五厂。1980年利润高达2070万元,职工人均利润1.5万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厂的产值仍然高达6713.1万元,利润达1261.4万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厂产值下降至1496万元,利润竟然仅有2.47万元,全厂1439人,人均利润仅有区区17.16元。熬了没几年,这家风光了三十年的中国半导体器件龙头企业,“春风”里破产倒闭了。

  1982年,中国国务院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1984年至199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学,纷纷从国外引进淘汰的落后晶圆生产线条晶圆生产线,多数根本没有商业价值。造成这一乱象的根本原因,是电子工业部,将绝大多数国有电子企业的管理权,甩给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执行产业规划的政策权力。出现了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技术的奇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8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贪污腐败加剧,借着进口项目的名义,领导干部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出国考察机会。

  为了治理散乱差问题,1986年电子工业部在厦门,举办集成电路战略研讨会,提出“531战略”。即“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并落实南北两个微电子基地。南方集中在江浙沪,北方集中在北京。1988年至1995年,在政策扶持下,中国诞生了五家具有规模的国有半导体企业:江苏无锡华晶电子(原无锡742厂与永川半导体研究所合并)、浙江绍兴华越微电子(1988年设立中国第一座4英寸晶圆厂)、上海贝岭微电子、上海飞利浦半导体(1991年设中国第一座5英寸晶圆厂)、和北京首钢NEC(1995年设中国第一座6英寸晶圆厂)。

  1990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八五计划(1990-1995),半导体技术达到1微米制程,决定启动“九0八工程”,总投资20亿元。其中15亿元用在无锡华晶电子,建设月产能1.2万片的6英寸晶圆厂。由于官僚体系拖延,九0八工程光是经费审批就花了两年时间。然后从美国AT&T(朗讯)引进0.9微米制程,又花了三年时间。前后拖延五年时间,建厂再花三年,导致1998年无锡华晶电子投产即落后(月产能仅6000片),华晶还要为此承担沉重的利息支出压力,后来不得不甩给了台湾人经营。与无锡华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0年新加坡政府投资特许半导体,只用2年建成,第三年投产,到1998年收回全部投资。

  1996年7月,西方33个国家正式签订《瓦森纳协定》,民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电子器件、计算机、传感器等九大类。军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22大类。中国同样处于被禁运国家之列。

  在各方面严防死守下,中国企业要想获得先进技术,就变得非常困难。而外国企业则凭借掌握的先进技术,在中国市场予取予求,占尽便宜。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关税、取消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电脑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美国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电脑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 到1990年代末,中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在中国本土电子企业土崩瓦解之时,中国政府却在大力扶持国外企业。

  2012年1月,韩国政府审批通过三星在华设厂项目。2012年4月2日,韩国三星电子宣布在中国西安,建设闪存芯片厂。项目一期投资将达70亿美元,若三期投资顺利完成,总投资约为300亿美元。西安市为此项目提供了巨额补贴,包括:一、韩国三星需要的130万平方米厂房,由西安市建设,并免费提供1500亩土地。二、西安市每年向三星补贴水、电、绿化、物流费用5亿元。三、西安市财政对投资额进行30%的补贴。四、西安市对所得税征收,进行前十年全免,后十年半额征收。同时,西安市还承诺,将为项目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总的补贴金额保守估计在300亿元以上。

  面对这种狮子大开口的苛刻索价,西安市竟然全盘接受。三星西安项目,选址在西安市安区五星和兴隆街道,占地9.4平方公里,15个村庄3000多户农民被迫拆迁改造,引发群众抗议。为了调解征地拆迁矛盾,西安市干脆派了一批干部吃住在农村,专门解决拆迁问题。

  西安市这种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招商方式,实际是用中国土地、中国资金、中国工人,来补贴服务外国企业,帮助它们占领中国市场,压制中国本土企业发展。这在其他国家是极其滑稽的行为。也无怪乎北京、重庆不要这种项目。

  三十年来,看看中国尽数破产倒闭的本土电子企业,再看看各省政府,花费巨额资金,补贴扶植的无锡海力士、西安三星、大连英特尔、南京台积电,不禁令人感叹。

  今天中国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最大的困难是科技人才缺乏。而上个世纪50年到80年代初,中国科技产业高速发展之时,也曾经人才辈出。

  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室,王守觉等人,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批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频率达到150MHz。后在中科院109厂批量生产,为中科院计算所研制的109乙型晶体管计算机(浮点32二进制位、每秒6万次),提供了12个品种、14.5万多只锗晶体。后又为计算所研制的109丙型计算机,提供了大量晶体管元器件。109丙机字长48位,平均运算速度每秒11.5万次。该机共生产两台,为用户运行了15年,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5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与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元件五厂等单位合作,开始研制655型数字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由陈仁甫(照片右侧)副研究员主持,重点攻克TTL集成电路。1969年在上海无线电十三厂投产,定名TQ-6型计算机,每秒运算100万次,配备磁盘操作系统,语言编译程序。

  1971年,上海复旦大学自主研制的719计算机,由王世业、顾芝祥、陈志刚等人参与研制。1975年复旦大学研制FD-753计算机。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结合那时美国IBM360/370、欧洲TSS、日本FACOM等计算机系统和我国DJS-260、北大150等计算机系统,最终确定753计算机系统的主要研制目标是:具有处理速度浮点运算200万次以上的主机系统;实现分时计算机系统;多进程分层管理的微内核操作系统。

  1979年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联合仿制(逆向工程)成功8080八位微处理器(编号5G8080)。8080为美国英特尔公司在1974年推出的第二款CPU处理器,集成6000只晶体管,每秒运算29万次。自1975年第一台个人电脑诞生以后,8080芯片帮助英特尔在几年后占据了电脑芯片的霸主地位。德国西门子仿制出8080芯片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A-C),比中国还晚一年。日本也仿制过8080芯片。

  1980年,日本代表团还到上海访问,上海当年的电子工业拥有良好产业基础。上海冶金研究所研制的离子注入机,还曾出口日本。而短短十年之后,上海电子工业全面破产倒闭。

  在上世纪80年代,科技项目“下马风”盛行的同时,科研部门在全民经商,国防靠后的热潮中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军转民等。一些有丰富经验的科技人员被迫向外流失,造成科研队伍人才流失,形成技术断代,这才是最为可惜的。最终使中国与世界强国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许多行业至今仍臣服于外国产品面前,巨额外汇白白花掉。

  1989年4月30日,台湾省新竹科技园区,台积电早期的厂房才刚建成。当台湾人砸重金介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的时候。中国历时30年间积累起来的集成电路科研力量,在“春风”里土崩瓦解。

  到1997年,全国几十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全国下岗失业工人超过4000万人。连小小一个台湾省的GDP,都几乎达到了整个中国的一半。

  今天,中国企业正致力于重振集成电路产业,但道阻且长,追赶更需努力。而在奋力追赶的同时,我们需要铭记这段历史,吸取教训,我们既要认清自己的短处,也不要因为美国禁运中兴,就妄自菲薄,否定所有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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